经过14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已进入了最后阶段。入世是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并应对由此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战略决策。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一国的经济利益不仅体现于本国资本的传统“民族企业”，而且体现于境外资本参与的“本土”合资和独资企业。
相应地，为维护国家经济利益，促使各国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政府职能，不少国家重视实行在开放中增强本国经济竞争力的战略，积极参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一方面充分利用本国资源，另一方面争取更多地利用全球资源，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竞争逐步提高本国和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向和方式也在相应调整。
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创造并维护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比产业政策更重要。政府发挥作用的基点，正从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转向使市场起作用，通过市场力量提高本国资源配置的效率；通过良好的市场环境吸引国际经济资源。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表现就是经济资源在全球范围自由、大量的流动和不断地重组。巨大的经济资源在哪里落户并聚集，哪里的经济就会有更快地发展。而除自然禀赋外，国际经济资源驻足的前提从本质上讲并不是靠多么特殊的优惠政策，而是看是否有良好的市场环境和规范的市场机制。显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能创造这一环境、促成这一机制的主要是政府。
因此，中国入世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其中政府管理体制和行为方式面临的挑战最为直接和突出。在中国更加广泛和深入地介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应当发挥什么作用？目前还存在着不尽相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倾向于通过政府强有力干预和重点扶持，促进一批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成长，以增强中国入世后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种观点认为，尽管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一些问题，但对日本、韩国等政府扶持企业的做法不宜全盘否定。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加入W TO后，国内经济将进一步与国际经济接轨，市场化程度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政府的作用应当大幅度减少，在重视并解决“市场失效”问题的同时，尤其应当防止和解决“政府失效”问题。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政府应当在更多的领域发挥作用。
我们认为，从形式上看，中国入世后政府所面临的挑战，较多地表现在涉外经济管理体制，但进一步分析，则不难发现问题更源于经济体制本身。或者说，涉外管理的问题只是经济体制问题在一个特定方面的反映。在中国入世的背景下，一方面要加快对不适应世贸规则的涉外体制、法规和政策的调整，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要在深化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上付出更大努力。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至关重要，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政府、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在新的开放格局下，特别是经过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对于政府强力干预扶持部分企业和产业发展的做法，必须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相比之下，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环境更加重要，更具有基础意义。因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立足点是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但比较优势要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特别需要有效率的市场环境的支撑。
体制转轨和市场环境不会自然形成，因此，强调市场起作用，并不否认政府起作用，但政府作用的重点和方式应有根本性的转变。政府应当将自己的主要注意力、发挥作用的基本点明确无误地放到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上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政府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市场的有效性做出评价。
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经济转轨过程中。这些特点决定了在现阶段政府转变职能，首先要从对企业的直接干预中抽身，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与市场的“培育”和“完善”。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政府起作用的领域要多一些。显而易见，此时政府的作用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重要的并不是政府作用的“多少”，而是政府作用的“定位”和政府作用“范围”的合理性。
在明确政府作用的方向、重点和方式的基础上，今后一个时期应当选择若干重要而条件相对成熟的领域加快推进政府改革。例如，按照入世所作的承诺，清理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以放松或取消进入限制为重点，营造国内各类合法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清理并大幅度减少政府行政性审批；按照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国内市场的要求，大力整顿市场秩序；以国有大企业改制为重点，加快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步伐；抓紧一批具有自然垄断和公用事业特点的行业的改革、重组和规范；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快行政程序立法，规范行政权力，增加行政透明度，落实依法行政；加快司法体制改革，加强司法独立，为市场有效运作提供及时、公正的司法服务；将精干、养廉、高效有机结合，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和公务人员素质，等等。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利益和机遇，同时也可能带来冲击和风险。入世后中国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将面临新挑战，在收入分配、地区差距、劳动就业等方面也会出现一系列新问题。政府化解经济和社会矛盾、维护经济与社会稳定的作用和能力仍需进一步强化。
如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有效发挥政府作用，是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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