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4月28日，距离“铁本事件”正好一周年。

之所以在一年之后再谈铁本，是因为2004年以来发生的诸多事件，使中国的商界、学界、媒体一直没有平静过；而在经过各种各样的激烈的争论与辩论之后，民营企业发展的道路及其所处的时代坐标，正前所未有的清晰起来。

而铁本正是这场全民讨论的起点。

宏观调控、产权大讨论以及MBO叫停、重型化之争、非公经济36条等等，这些时间上继起、但逻辑上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事件，统统在这一年之间出现，并且还在继续出现。无一例外的是，民营企业都处在这些争论的中心。而这些争论激烈的问题，恰恰勾画出了民营企业发展时代的坐标：重型化、国际化与突破垄断。

作为个体，铁本的命运早已经在2004年完结，戴国芳和他的实业梦早在历史的车轮下灰飞烟灭。而当我们把个体的命运放在时代的坐标上，或许看到并不是一个悲观的未来。

如果不是铁本

对相当多的民营企业来说，2004年是充满挫折感的一年。而铁本正是他们之中惨烈失败的极端样本。或许还有民企老总在侥幸：幸好没有一时冲动赶上点，否则可能就是自己而不是铁本。

对于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来说，重型化正在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铁本是以一种极端的形式，张扬了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强烈愿望和强劲动力。正是这种强劲的发展愿望与动力，使民营企业重化转型成为一种难以抵抗的潮流。

而2004年岁末，由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发起的、关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应该选择“重型化”的争论，再次触动了民企的敏感神经。在2005年的春天，这个争论再次升温。令民营企业家们担心的是，这场讨论最终会将他们稍作喘息的重型化命运带到哪里去。

展开中国的经济版图，在大多数行业，产业下游已经高度市场化，在最接近百姓需求的行业中，民企的比例几乎高达100%；在产业的中游，一般情况是国企和民企并存；但到了产业的最上游(大部分是重化工业)，则几乎全被国有大型企业所控制。

产业链的下游由于激烈的竞争，利润率已经非常稀薄；而在产业链的上游，由于垄断的存在产生着异乎寻常的高利润。大多数民营企业在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并获得快速发展之后，已经不甘心只在产业链的末端挣几分“辛苦钱”，他们把眼睛纷纷投向了产业链的上游。所以重型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民营企业要求进入产业链上端、打破垄断的过程。

这正是重型化的初衷。资本追求利润的天性，与经济体自身发展产生的强大力量，正在使民营企业重型化变成一股潮流。这本是民企发展壮大的时机，但由于民企自身的原因、以及在地方政府GDP的政绩观推动下，这个单纯的初衷变得灰暗、复杂、膨胀。腐败、逃税、违规、骗贷……在重型化的过程中，民营企业因为这些话题而一次次卷入社会舆论的风暴。2004年4月开始，国务院铁腕调控，严控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汽车五大行业，这些“暴利行业”恰恰是民企们摩拳擦掌希望进入或者刚刚进入之地。以铁本的突然死亡为标志，民营企业开始不久的重型化步入敏感期。

2005年2月25日，“非公经济”36条正式出台，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有了政策上的依据，这对民营企业受挫的重型化显然也是有利的。而对于这样重大的利好消息，大部分民营企业家只是表示了谨慎乐观。显然，政策上的支持并不能立刻解决现实中的困难。

截至2004年，鄂尔多斯在硅铁项目上已经投入了20多亿，但是历时两年多依旧拿不到发改委的批件。而刘永行的噩梦来得更早，2003年9月底，国家环保总局公开曝光“包头稀铝项目”为“典型环境违法案件”，随后其河南项目被有关部门叫停，山东项目阴晴难定，一年前雄心勃勃进军氧化铝产业的刘永行，至此其重型化项目全面受困。对此除了被动等待企业全无脱困之术。

停顿并不等于死亡。在这个停顿的过程中，会有更多的变数，而结果取决于社会各方力量的博弈。

在民营企业重型化受挫的同时，还有另外一番景象：中国的民营企业正在旗帜鲜明的走上国际化的大舞台。同样是在这个春天，联想以天价收购IBM的PC部门成为现实，而在此之前TCL、华为、京东方等企业已经开始了国际化的步伐；中国出口的商品不再只是袜子、玩具，吉利、奇瑞正在把国产汽车卖到世界各地。

重型化与国际化同行，这正是民企所处的时代坐标。而这个时代坐标，对于正处于博弈状态的民企重型化来说，显然是个利好。我们如何走出去、与哪些庞大的跨国公司竞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所研究员鲁桐博士认为，对于想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来说，只有首先在本国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才有可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

长期以来，由于受进入领域的限制，民营企业只能拥挤在一般竞争性领域互相搏杀，竞相压价，形成恶性竞争和稀薄的利润。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如果连进入产业链上游的资格都没有，企业没有更大的空间发展，谈何国际竞争力？

这种由经济体自身产生的力量必然要求冲破现实的束缚。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上国际大舞台，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市场必将越来越开放、透明，而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将越来越自由。尽管非公经济36条的落实尚需时日，但这个政策本身释放了这样的信号：中国的市场只会越来越公平、透明、开放。而民营企业在重型产业获得发展的机会和良好的竞争环境也是这个政策的应有之意。

而重型化的短暂停顿，正好给人们留下一些思考的时间：我们怎样才能在重型化的道路上走得更好？

制度理性的呼唤

接下来我们假设第二个问题：如果没有宏观调控，铁本能够成为钢铁大王吗？

对于铁本的失败，已经有太多的探讨。一个最明了的回答是，铁本的失败是因为刚好赶上了宏观调控。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下，为什么一到宏观调控，民营企业就会哀鸿遍野？有观点认为2004年的宏观调控是冲着民营企业来的。

本轮宏观调控其实政府在2003年已经启动。在政府温和的暗示下，大部分企业依然在大干快干。这一年中国汽车、铝业、钢铁、水泥等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分别达到了77.8%、88.4%、96.2%、113.4%，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到了2004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虽有所下降，但依然是很高的两位数。此时，铁本成为了政府铁腕调控的祭旗者。正是在铁本事件之后，宏观调控的效应才显现出来，而曾经高调发展的企业家们变得敏感而沉默。

宏观调控是政府的职能，没有什么不正常的。不正常的是民营企业的表现。为什么非要在铁本倒下之后才警觉？这其中最关键的是，铁本的倒下向他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大部分民营企业深为依赖的地方政府此时也靠不住了。

这种对权力的倚赖与威慑，而不是对制度的威慑与倚赖，成就了民营企业过去的快速发展，也造成了他们在宏观调控的被动。而这一切，都可以从民企的非制度化生存状态中找到答案。

就全体而言，中国的民营企业从一开始就游离在体制之外，甚至是钻着空子侥幸发展起来的。这注定了他们的发展道路很曲折。对于相当的民营企业来说，侥幸成为他们发展的一大特色。而这种侥幸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对权力的依赖。这种对权力的倚赖与侥幸，与中国封建时代的官商勾结、红顶商人一脉相承。然而在中国的政策越来越开放、透明的时候，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时宜了。

就个体而言，关于民营企业“原罪”的讨论在中国一直没有停息过。他们在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的逃税，有的制造了腐败。在今年两会期间，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为在影视剧中常常出现的、民营企业家的行贿“形象”做辩护。民营企业给人们的印象似乎总是和不法交易、腐败连结在一起。这或许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现实，在没有制度的保障下，在社会对民营企业存在歧视的现实情况下，民营企业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突破现实的体制束缚，恐怕灰色交易也是他们的无奈选择。

每个在市场中拼搏的民营企业家都有一段艰辛的奋斗史，戴国芳也是如此。他的企业生于艰辛，却死于侥幸。那么，如果没有这次宏观调控，铁本会成功吗？一个产能不足100万吨的小型钢厂，却准备把自己在短期内膨胀几倍达到840万吨的产能，这本身就不符合企业正常的发展规律。而令戴国芳产生美好未来幻觉的，正是地方政府的支持，最终他沦为地方政府GDP指标的一颗棋子。

而在重型化、国际化的时代的坐标上，无论是市场还是国家，都对民营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更加尊重市场规则，更能适应现代企业制度，更有社会责任感。而寄希望于政府的特权来发展，蔑视自身发展规律与市场规则，与时代的潮流是背道而驰的，因此铁本注定了失败。因此，与其说是铁本的失败，不如说是这种违背历史潮流的官商一体的经济形态正在破产。

时代早已经变了，民营企业对权力的倚赖与威慑仍然是一个尴尬的现实。要改变这个尴尬的现实，必然是对制度理性的呼唤。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央政府在制度建设上的努力。2005年2月，旨在为民营经济创造更好竞争环境的“非公经济36条”出台，这并不只是一个孤立的文件。此前，行政许可法出台，《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同时新公司法、新破产法即将通过，反垄断法、国资法正在拟定。这一系列已体现或将体现市场化导向的法律、法规一起，塑造着市场经济的整体制度框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说：“从目前来看，正在系统形成建国以来最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制度保障体系。”

在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之后，中国的民营企业正处于发展的转折时期。民营企业在创业时期的种种粗放式、不规范的操作方式，正在成为他们发展的障碍。而民营企业如何提高自身素质、与时俱进，成为良好社会制度的创造者与分享者,成为决定他们在新的时代坐标中处于何种位置的关键。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复杂的利益格局下，每前进一步都必然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而民营企业受挫正是前进中必然的代价。而在冷酷的历史面前，个体的兴衰成败只能成为这个时代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解，一如已经成为历史的铁本。但愿中国的企业以铁本为戒，走上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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